北宋政权是紧接在五个短命朝代之后而出现的，而那五个朝代之所以短命，除了后梁是被长期与之对立斗争的另一军事实力派（在太原的李克用、李存勗父子）所推翻、后晋是被契丹入侵者所颠覆的以外，其余各朝则都是被统治集团内部的军人所篡夺的。因此，在赵匡胤既已把政权夺取到手之后，便把如何防止政权转移问题认作最首要的问题。因此，赵匡胤和他的亲信辅佐人物如赵普和赵光义等人，便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驾驭那些操持军事实权的人物，如何削弱州郡长吏的事权和实力，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纯属于政治权术和浮现在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中的种种问题上去。

为解决统治集团内部军人跋扈骄纵的问题，为不使他们再有篡夺政权的可能，赵匡胤在夺取到政权的第二年，即把禁军（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军队）中资历最高的几个首领，例如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他们都是赵匡胤在一年前图谋夺取后周政权期内所结拜的“义社十兄弟”之一。在赵匡胤夺取政权的活动当中，他们都曾出过力，都应算是开国元勋，所以在北宋政权建立之初，他们便都“偃蹇骄纵”，多不奉法）的兵权先后解除掉，提拔了一些资望较浅、容易驾驭的人继承了他们的职位。在此以后，即对禁军中的统兵将领时常加以更调，要使其“兵无常将，将无常师”，以防范部队与将领之间发生深厚的感情和关系；军队的驻屯地区也时常彼此移易，名义上是要借此使士兵们“习勤苦，均劳佚”，实际上却是要借此防范任何部队与任何地方结成不解之缘。

从唐代晚期以来，封疆大吏和州郡长官都因辖区太广，事权太高，并拥有大量军队，而致形成了一个个的独立小王国。其完全脱离了中央政府的，中央政府对之固莫可奈何；其在表面上尚与中央政府维持着某些关系的，也常常使最高统治者感受到彼将“取而代之”的威胁。在事实上，朱温就是以一个藩镇而夺取了唐的政权的。赵匡胤和赵普等人，为求这一弊端不再继续发生，在政权建立之后，便从种种方面着手一些防范措施：缩小州郡的辖区，收夺地方政府的财权，削弱地方政府的军事实力，把地方长官一律改由文臣担任，且于长官之外添置通判，使其互相牵制，使地方长官处理政务时不能独断独行。这样一来，中央政府对于其所管辖下的任何州郡都可以操纵如意，地方上再不会形成尾大不掉之局，更不会再有“称兵犯阙”的事情发生了。

前代的宰相事无不统，因而前代的皇帝也曾有受制于权相，甚或统治权为权相所篡夺之事。为防范这一弊端，赵匡胤在建立政权之初，不但在宰相之下设参知政事，而且把晚唐五代期内所曾权宜设置过的三司使副和枢密使副都定为正规的常设官员，以三司使副分取宰相的财政大权，以枢密使副分取宰相的军政大权。三司使号称“计相”，枢密院则与中书对称“二府”，可见其事权是不相上下的。而枢密使副的设置还具有另一妙用，那就是与禁军中的高级将领互相牵制。因为枢密使虽负责军政，但他仅有制令之权而本身并不统领任何军队；禁军中的高级将帅虽统领军队，然而他们却不操行兵之符，没有发号施令之权。这样就使得不论枢密使副或高级将领全无法利用军权来发动政变了。

总括来说，赵匡胤为使其政权不至很快地再转移到别姓手中，在开国之初，对于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中各种机构的设置和各种官员的安排，是在充分利用互相牵制的作用，几乎完全是以防弊之政作为立国之法的。在这样原则之下的一些措施，到后来虽也生出了种种重大的流弊，但赵姓的统治却确实因此得以持续下去，北宋没有再蹈五代之覆辙而成为第六个短命的朝代。

从907年至959年这53年之内，共总更换了五个朝代，更换了八姓十三君。就这八姓十三君当中的任何一姓一人的主观意图来说，他们必然都在企图使其统治权能长时期不至失坠。然竟无一人能够遂其意愿。赵匡胤在夺取政权之后却独能通过上述种种政策的运用和种种具体的措施而把北宋朝代的年寿延长下去了，单从这一效果上着眼，也足可看出，赵匡胤是自有他的高明之所在的。

朝代像拉洋片般地快速更替，其关系和影响所及，并不是只限于封建统治者们，更不是只限于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而是不可避免地要关涉到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即如后梁和后唐、后汉和后周诸政权的更替之交，无一次不是大动干戈于邦域之中，因而无一次不是使境内百姓遭受到兵火涂炭的。因而站在其时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说，也绝对不会愿意这样的篡夺之祸连续重演，而只是希望其及早结束了的。赵匡胤既然以种种谋虑和措施而把政权稳定下来，不论在他的主观意图当中是否曾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问题，而客观效果所及，却使当时中原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不致再陷溺在战祸之中，这却是无论如何不能不加以肯定的。